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3月28日文章 原題:楊景堯:臺灣青年學運與背景歷史 摘編如下:最近臺灣的學生攻占立法院達十天之久,政府似乎無意讓步,兩方繼續溝通中。這一件事情主要是反對執政黨與大陸簽署“服務貿易協議”沒有預先公開征求立法院同意,所以要求審查甚至於退回。
  這一件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學運影響很大,端看你要從哪一個面向來看。一般人只註意到經濟發展,尤其是執政者需要不斷擴大經濟實體增長,受惠的都是大財團大企業,人民的直接感受並沒有受惠。
  我們無法選擇出生的父母、地點與時間,於是各個時代出生的人彙集在臺灣所擦出的火花有人稱之為“臺灣的共業”,從日治時代到1945年國民黨接收執政,一直到解除“反攻大陸,解救同胞”的時代,解除戒嚴,開放黨禁、報禁等,實施直接民主直選總統,整個臺灣的政治生態完全改變。用“時代翻轉”來形容臺灣的變化毫不為過。
  筆者今年57歲,前幾代都在臺灣出生;筆者在臺灣高雄市出生時蔣介石當總統,所受的教育都是國民黨教育,那時候軍人的五大信念是“主義、領袖、國家、責任、榮譽”。國家排序是第三,我當年都沒有註意到,為了考試準備三民主義,很認真。我們這一代沒有經歷日本統治,“二二八事件”也是傳聞,父母都經歷過;換另外一個角度,我們這一代也不是從大陸“大江大海”來到臺灣;很多大陸逃難來台的第二代,住在高雄各地眷村裡,平常我們不敢靠近。
  這樣兩大族群的“共業”不是“和平住在一起”——聯合國宣言之一項,而是對立。筆者小時候就被告誡“本省人”、“外省人”的區別,所有執政的官員一定必須是外省人,“省籍先於一切”。那時候的“白色恐怖”傳聞是晚上來帶走人,從此音訊全無。雖然後來省籍鬆綁,允許副級官員由臺灣人擔任,可是就像當年孫中山當臨時大總統一樣,沒有實權。
  臺灣隨著時間流逝,外省與本省的區分在戒嚴之前稱為“黨內、黨外”;直到二十多年前解除黨禁,正式組成民進黨與其他許多小黨參與政治活動。國民黨的優勢維持沒有多久,人民發現手上選票可以收到“買票的錢”,而且同一選區不同候選人都來買,選舉是對人民有收入幫助的,至於誰當選都一樣。
  當買票的邊際效益下降了,候選人的競選心態改變了,基本上就是依照國民黨與民進黨旗顏色區分“藍綠”。這兩個政黨是死對頭,為了贏得選舉,亂開支票。受惠的看來是人民,人民的認同對象除了藍綠,再來就是候選人的表現了。
  1993年兩岸第一次高層“辜汪會談”在新加坡首次舉辦,造成轟動。但是兩岸非常謹慎,沒有進一步成果。連戰2005年以中國國民黨主席的身份前往大陸做第一次接觸,受到全世界的矚目。這一次成功的兩岸之旅,使國民黨更有自信打“中國牌”競選總統。2008年國民黨贏回執政權,很多人相信是期待兩岸關係的改善幫助國民黨勝選。
  這一次兩岸服貿協議點燃了戰火,使得臺灣不分藍綠的學生集合在一起,認為政府黑箱作業,應該要先通過“兩岸協議監督條例”,再來進行各種兩岸條例的審議。其實不只是源自對服貿協議的不滿,更多應該是對執政者的無能不滿。
  筆者處於這一個時代,經歷臺灣不同執政時期,也感受到臺灣青年人內心的恐慌。臺灣現在高等教育過剩,招不到學生,政府也束手無策;學生素質也下降,企業用人有一些也都限校才錄取。就算錄取了,待遇不高;生活困難也買不起房子,臺灣青年人面對的是茫然的未來。  (原標題:楊景堯:一場學運換不來臺灣的未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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